傅璇琮先生的每一部学术著作都受到学术界普遍的关注。不久前辞世的程千帆先生就曾说：“总的说来，在本世纪最后三十年中，傅先生所取得的成绩是卓著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从他的实践看，几十年中，他是在不知疲倦地有目的地追求。他的追求看来很明确，用成语来说，就是《孟子》所说的‘善与人同’；《苟子》所说的‘学不可以已’；《礼记》所说的‘在止于至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序）新近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他与周建国先生合作的《李德裕文集校笺》也正体现了他的这种追求。
李德裕在晚唐政治史与文学史都是关键人物，历代学者都予以高度的重视。但是，自宋以来，李德裕的整个文集就一直没有人进行系统的整理。现存文献的不足征、不足信长期困扰学者对李德裕的研究。现代学者如陈寅恪、岑仲勉等都有关于李德裕的学术论著，而其中最具经典性的内容多是关于李德裕文献资料的考订与补遗。傅先生与周先生近二十年来对李德裕已作了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傅先生的《李德裕年谱》更是有史以来第一部系统研究李德裕的学术专著，对于近年来晚唐文学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两位先生由于自身的研究中感受到整理这部书的必要性，对其中的疑难之处已了然于心。因此，他们的整理也更具针对性，能更多的为研究者着想。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现存的李德裕文集的版本作了系统的疏理，对每一种他们都考订其源流，比较其优劣，择善而从。他们用作底本的是百百宋楼本《李文饶文集》，此本是陆心源用月湖丁氏影宋本钞本校订明嘉靖本，尚存有宋本李集之真，应是现存最珍贵的李集版本。但自百百宋楼藏书流入东瀛后，此书在国内已经失传。当年傅增湘就感叹说：“嗟呼！大水遗刊渺不复观，百百宋连箧，复归海东。倘天假之缘，月湖传本复出，庶几一扫榛芜哉。”现在，前贤这一愿望终于在他们手上实现了。他们不仅使我们重睹月湖丁氏影宋本之貌，还汲取了陆心源的校刊成果，为今人提供了一个可信的版本，使本书的整理有了一个较高的学术起点。近代以来，对外流回传文献的利用己成为古籍整理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本书应是这方面的一个成功范例。二位先生还充分挖掘与利用了一批珍稀文献，如近年出版的由美籍翁同龠禾后人收藏的宋残本《会昌一品制集》与北图的傅增湘校本《李文饶文集》，于李集校勘都是极有价值的。翁藏本原先是由黄丕烈收藏，黄当时即赞叹：“残本实至宝也。”（《黄丕烈嘉庆四年题识》）此书后为翁氏收藏，再由其后人带至国外。傅校本也是集诸本所长，所校颇精，可惜这些文献长期不为人知，更少有人利用。傅、周二先生在这次整理中对这些版本信息都作了较详尽介绍，并利用这些珍稀文献解决了底本中的一些疑难问题。由他们校记看，凡有疑难与异文处，《四库》本处理得比较牵强，《全唐文》与翁藏残宋本多有相合处，可以推断《全唐文》整理者可能见过这个版本。对李集校勘而言，发掘出这个残宋本可谓溯流得源。
其次，校勘精细。傅、周二先生在校勘时不仅心细如发，而且还能以竭泽而渔的方式占有文献资料，以会校之功为今人提供了一个可信的定本。同时，他们还旁收其他如新旧《唐书》、《太平御览》、《唐会要》等相关文献来参校，发现了一些前人未曾注意到的问题。如《赐李石诏意》中有一处阙文，原作“克期□□□□□□□□石雄”，《四库本》改为“克期赴敌又闻王元逵并石雄”，他们对照史书，发现这不仅与上下文不连贯，而且与史实不符，实出于塞职者的无奈。陆校本作“盖缘四面王师克期深入每度皆捷，声势转雄。”这不仅与残宋本相符，而且与史实皆能贴合。这些工作看似琐细，但若遇到一些关捩点，则显示出精妙之处。如：《赐石雄诏意》中“朕惜卿一举之功，以定必擒之计”一句，诸本皆同，惟陆氏本、傅氏本与残宋本中的“借”为“惜”。石雄是平定泽潞的第一功臣，当时武宗即赞其曰：“今之义而勇，罕有雄之比者”，恐不至于此关键时刻明言“借卿”，当以“惜卿”为是。李德裕于平乱时所作诏策都经过反复斟酌，如其《赐王元逵何弘敬诏意》中有曰：“何弘敬诏中，改‘未抵邢州’为‘未过漳河’。‘况’字以下，改为‘卿奉亲之孝，朕所深知。想涉岵有怀，循陔思养，固切归心。当早决机，岂宣玩寇。’”已发出的诏文，尚要追改。不难想象他当时行文的谨慎，故此处一字之差实关涉到卫公为文之用心。
再次，本书对李德裕的作品作了全面的编年，对作品的背景作了更加准确的研究与介绍。这给了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这是傅、周二先生的长项，傅先生《李德裕年谱》就是这一工作有力的基础，二位先生还能结合新发现的材料与近年的研究心得，进一步推进了这一研究，使得作品系年更加缜密。如：李德裕所写的诏策敕等文，多有史实印证，前人据此已作了编年，但他们在这一基础上，又对其中一些作品作了更精确的考辨，并澄清了史料的矛盾之处。如：新旧《唐书》与《唐会要》中对泽潞之役中诏策记载的时间并不一致，他们在笺注时多充分利用《资治通鉴》中的记载，并在笺注中通过比勘李文与相关史料，尽可能找出《通鉴》记载的历史依据，指出《唐书》与《会要》记载不一的原因，所论多令人信服。读过陈寅恪先生的《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辨证》一文的人，对其于日月干支中发现《通鉴》记载之误，无不叹服。我们由本书的笺解看，二位显然也受到了这一学术精神的感染，书中类似的精细的考证也随处可见。如他们将泽潞之役中的一些诏策落实到每一天，这对于我们了解整个事件的进程是极有意义的。他们一方面保存底本原貌，基本上保持原书编次；另一方面，又在附录中设《李德裕年表》与《李德裕诗文编年目录》，读者参照二者，可了解李德裕一生与写作的基本情况。这一方法，前人在整理杜诗中也运用过，“予人以善器”，颇受读书人欢迎。
最后，本书作了一些辑补工作，辑得一些不为传世本集所收的李德裕作品。这一工作陆心源等人以前已做了一些，他们在本书中对这些材料作了比较全面的综合与充实。由《唐大诏令集》、《唐会要》，以及近数十年出土的碑志等文献中辑得佚文十一篇，诗四首，残句一句，对于疑似不明之处，又作了具体分析。从这一点看，本书应是现存李德裕文集中最完备的一本。
综上所述，本书无论在校勘笺注上，还是编纂体例上，都应是近年来古籍整理中一部典范之作。在近代学人中，陈寅恪先生可能是最关注李德裕的，其《李德裕贬死年月主归葬传说辨证》一文作于1935年，事隔三十年后，陈先生于1964年又加了附记并抄录《次韵李义山万里风无题诗》一首抒发情怀。他于文中言：“《直斋书录解题》壹陆载耿秉直所辑李卫公备全集，元附年谱一卷，今已不佚不传。他时若有补作年谱者，愿以兹篇献之，傥亦有所取材欤？非敢望也。”陈先生相信自己事业一定能为后人发扬光大。傅璇琮先生不仅早在十六年前完成了陈先生这一遗愿，而且又积近十年之功，推出这样一部力著。修水先生在天有灵，也当有“吾道不孤”之叹。唐代文史研究的繁荣与发展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应是一个特别的现象。前辈学者如陈寅恪、岑仲勉、闻一多等先生在这一领域内的学术著作已成为现代学术的标志，近二十年内出现的一批新的成果也大大提升了我们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其规模之大、布局之全、方法之精皆是前此未见的。这固然在于这一领域自身的学术魅力，同时又与以傅璇琮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的不断探索是分不开的。由《李德裕年谱》到《李德裕文集校笺》就体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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